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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蒙即救亡——“九一八”事变后鲁迅关于抗日问题的社会批判

来源:《文艺研究》 | 王彬彬  2020年08月12日07:25

20世纪90年代以来,诋毁鲁迅的论调有多种,其中之一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鲁迅从未对抗日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抗日大潮汹涌,作家、文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论是常见现象。而在鲁迅的笔下,似乎很难找到这类文字,于是就有了鲁迅从未发出过抗日言论的流言。这种论调当下主要在网络上流行,由于流传甚广,影响深远,甚至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也信以为真,因此有必要撰文澄清事实。其实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鲁迅就抗日问题发表了很多文章,只不过这些言论大多是批判性的。批判的对象主要有两种:一是国民党政府对待日本侵略的策略、态度;二是中国社会在国难声中出现的种种荒谬、丑恶现象。前者可以称之为“政治批判”,后者则不妨叫作“社会批判”。

从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到1937年的“七七事变”,面对日本的侵略,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在妥协、退让。这背后自然有很复杂的原因,但每有冲突发生,官方总是谋求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,这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普遍的不满和愤怒。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,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。鲁迅是无数批判对日妥协、退让者之一,但有自身鲜明的特色。国难当前,社会上出现各种不合理、不健康的现象,这在本质上是有害于抗日的。对社会病态异常敏感的鲁迅自然不会无动于衷。不过,鲁迅的批判并不全是因为它们不利于抗日。国难声中的各类丑恶现象,都是某种国民性病症的表现,但这并非由国难产生,而是长期存在于国人身上,只不过在特殊时期又一次显现出来。鲁迅批判这些现象,就是在国难时期延续其一贯的国民性批判,可以说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参与救亡;同时也是在针砭大众的精神痼疾,更是其长期坚持的启蒙事业的继续。笔者一向认为,启蒙与救亡在鲁迅那里并非水火不容,甚至可以说,在鲁迅的思想中,启蒙即救亡。

所谓“政治批判”与“社会批判”,也是一种粗略的区分,有时某种现象属于政治现象还是社会现象,是难以遽下判断的。鲁迅的文章,也并非每一篇只批判一类现象,而是常常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有对政治现象的批判,也有对社会现象的针砭。他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批判,笔者在《鲁迅有关抗日问题的若干言论诠释》(《西北大学学报》2019年第1期)、《鲁迅与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》(《东北师大学报》2019年第3期)、《鲁迅〈“友邦惊诧”论〉现实批判考辨》(《文艺争鸣》2019年第6期)、《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》(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20年第2期)等论文中已有谈论,所以这篇文章主要涉及鲁迅此一时期的社会批判。

1931年10月29日,鲁迅写了杂文《沉滓的泛起》,列举了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上海滩出现的诸多丑恶现象。该文指出,日军侵华如用棍子搅动死水,各种丑恶现象泛起,趁机显示自己的存在。阿Q精神本来就是十分常见的国民性病症,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又有了特别突出的表现。日本掠夺中国的国土,于是一些人便去翻史书、查字典,声称日本人古名“倭奴”,“倭”是矮小之意,似乎这样一来,中国就胜利了,而中国人因日本凌虐而产生的怨愤,也可以平息。这种精神胜利法是深重的顽症,它在国难时期以“爱国”的名义显现,危害特别大。在上海滩特别常见的,则是以“抗日”和“爱国”的名义推销自己的产品,即所谓“发国难财”。胡汉民在上海发表对时局的意见,希望青年成为国民之前锋,平时要注意“养力”,勿轻易“使气”,第二天报纸上便有人借此说养力就是强身,泄气便是悲观,要强身袪悲观,就应开怀大笑,所以要看美国电影《两亲家游非洲》。绕了半天,是借“抗日爱国”的名义为美国影片做广告。文艺界人士成立“救国会”,慷慨激昂,其实是借国难推销自己的著作。有人为了卖狗,在报纸上便强调救国不能靠“国联”,而是要仰仗战犬,犬类品种繁多,又以自己养的那种狗最适合作战。还有人致信报纸,说自己在汉口生病,不能投身抗日义勇军,而沪上友人寄来某种药,服药后即可奔赴抗日战场,这类编造的“抗日故事”无非是为了卖药。鲁迅说,这些人要趁日本侵略中国,尽量榨取利益,“因为要这样,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,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,明星也有,文艺家也有,警犬也有,药也有……也因为趁势,泛起来就格外省力。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,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,所以因此一泛,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,而最后的运命,也还是仍旧沉下去”[1]。借国难之机,趁抗日浪潮,推销本来卖不出去的存货,当然是对抗日的破坏。但要说此类行为对抗日能构成多么严重的损害,却未免高估了这些人。人们会在抗日热情的驱使下受骗于一时,但不会长久被此种伎俩迷惑。

那么鲁迅为何要花费时间、精力批判这种现象?就因为此种现象下面隐藏着的,是极其顽固的精神病灶。许寿裳曾说,鲁迅在日本留学时,常与他探讨这样的问题:中国国民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?造成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?探讨的结果是,中国国民性最大的问题是缺乏“诚和爱”,“换句话说,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”。至于病根,“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,因缘虽多,而两次奴于异族,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。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”[2]?“九一八”事变后出现在上海的这些现象,当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会有,那正是性格中缺乏“诚与爱”的表现。对这种国民性格中的病患,鲁迅一直以小说、杂文等多种方式进行批判,这也是他执着从事的启蒙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借国难发财,更有理由引起鲁迅的警觉和悲愤,因为缺乏“诚与爱”的病根,在鲁迅看来与金元和清代两次“奴于异族”有密切关系。而现在,中国正再次面临“奴于异族”的危险。因历史上异族入侵所导致的民族性格中的缺陷,在日本入侵时表现出更明显的症候,而如果中国奴于日本,这种病患一定会更加深重。启蒙的事业虽然艰难地进行了十几年,但还没有看到什么成效,却又一次面临“奴于异族”的危险,这怎能不令鲁迅忧虑、痛苦?批判因缺乏“诚与爱”而在遭受入侵时大发国难财的行为,是在救亡,更是在坚持启蒙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启蒙与救亡在鲁迅那里并不冲突。

雷速体育直播 1934年9月25日,鲁迅写了《中秋二愿》。文章开头说:

前几天真是“悲喜交集”。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,就是“夏历”的“中秋赏月”。还有 “海宁观潮”。因为海宁,就又有人来讲“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”了。这一个满洲“英明之主”,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,好不阔气,而且福气。不折一兵,不费一矢,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,真是绝顶便宜。[3]

雷速体育直播 一开头便提到“九一八”,自然意味着在对抗日救亡问题发言。乾隆皇帝其实是陈元龙的儿子,是流传很广、记载很多的流言。其产生的原因,是由极度自卑转化而来的极度自欺,它与以为证明了日本人古称“倭奴”就战胜了日本的心理一样,是阿Q精神的典型表现。如果乾隆真是汉人的儿子,那么在其登基的那一天,汉人就悄悄然战胜了满人,光复大业于不知不觉间完成。“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”,鲁迅的讽刺是尖刻的。而在日本人对中国鲸吞蚕食之时,人们忽然又借“海宁观潮”而大谈乾隆本是汉家血脉,令鲁迅格外担忧:“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。”[4]如果真相信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,那就是中国人早就征服了日本,而现在日本人打进来,便根本不是侵略,而是汉人的子孙要回来寻根问祖。既如此,“抗日救亡”云云,便没有必要了。国亡了,却亡得如此心安理得。《中秋二愿》一文里还提到中国人每以蒙古人征服欧洲为荣之事:“‘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’呀之类,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,不料到得现在,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,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。”[5]南宋不过是古代蒙古人征服的许多政权之一,中国人却以蒙古曾经征服欧洲为自己的荣耀。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,也是鲁迅长期批判的。只是在亡国的危险日益加剧时听到这种声音,让鲁迅感到特别痛心。因为说乾隆是汉家血脉,就可以说日本人是徐福的后代;而以蒙古征服欧洲为荣,将来就能够以日本征服了其他国家为自傲的资本。这更使鲁迅对这一现象的批判同样具有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意义。

国难时期的各种丑恶现象,都是精神上的老病在特定情境下的复发。以做戏的态度做事,就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,这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表现得非常突出。鲁迅晚年就对以做戏的姿态进行抗日表演深恶痛绝,而对这种现象的批判也特别多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对中国人做事不认真的批评是鲁迅杂文一贯的主题,1926年7—8月连载于《语丝》周刊的《马上支日记》就对此进行过批评。其中,鲁迅赞同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一些看法。在《支那人气质》一书里,斯密斯认为中国人善于“做戏”,即常常以演戏的心态和姿态做着正经事[6]。鲁迅在《马上支日记》里介绍了斯密斯的观点并做了发挥。他认为斯密斯说中国人是“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”,并不是过于刻毒的评语。“戏场小天地,天地大戏场”是中国戏台上的常见对联,这就证明人们把一切都看作一场戏,谁要较真倒是愚蠢的。就是受了欺侮,因怯于报复也会以万事无非一场戏来自我安慰。鲁迅强调,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式的“虚无党”,因为“虚无”正是认真的表现。但很多中国人极其善变,毫无操守,心里这样想,嘴上却那样说;在后台这样做,到前台又那样做。一定要说这样的人是“虚无党”,那也只能说是“做戏的虚无党”[7]。凡事不认真,视一切事情为儿戏,是鲁迅在小说、杂文中着重批判的中国人的精神缺陷之一。如《阿Q正传》就着力表现了阿Q性格中视万事为游戏的一面,他受欺侮后能够迅速恢复心理平衡并放弃报复,正是通过将受欺侮视作游戏来实现的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社会上抗日热情高涨,然而鲁迅也在其中看到一些做戏式的行为。这最终会将侵略视作游戏,从而放弃反抗,甘当侵略者的奴隶,甚至还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诗意和幸福。这样的事情,历史上并非罕见。

雷速体育直播 鲁迅多次强调,“认真”是日本人特别突出的精神特征。即便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鲁迅也不惜背上“汉奸”的骂名,主张凡事都当作游戏的中国人应该学习日本人的认真精神。一个人民遇事极不认真的国家受到一个讲求认真的民族的侵略,那差距便不仅表现在军事力量上。1931年11月,鲁迅在《北斗》杂志上发表杂文《新的“女将”》,指出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上海画报上的女性形象从“性喜音乐”的“女校皇后”、“爱养叭儿狗”的“女校高材生”、“大学肄业”的“女公子”等,变成了穿着白大褂的女护士或托着枪的戎装女战士。鲁迅从画报上女性形象的变化,嗅到了浓烈的做戏气息,让他想到《双阳公主追秋》《薛仁贵招亲》一类传统戏剧中的“女将”。这种戏台上的“女将”,往往头插雉尾,手执双刀,常常一上台就博得满场喝彩。观众明知不过是做戏,但却看得分外起劲。而如今画报上的女护士和女战士,也如戏台上的“女将”一般,不过哄读者开心。“练了多年的军人,一声鼓响,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。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,便大谈什么‘乞丐杀敌’,‘屠夫成仁’,‘奇女子救国’一流的传奇式古典,想一声锣响,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‘为国增光’。而同时,画报上也就出现了这些传奇的插画。但还没有提起剑仙的一道白光,总算还是切实的。”鲁迅在这里是将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融为一体的。他解释说,自己并非主张女性不能参加抗日,而是强调“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,是富于戏剧性的而已”。日本军队的情形可以作为一种反证,谁也没有看见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中看护队的照片,作战部队里也并没有女人,这是“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,做戏是做戏,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”[8]。

《新的“女将”》发表在《北斗》第1卷第3期,在同一期刊物上,鲁迅还发表了杂文《宣传与做戏》。该文仍然兼有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,对官方和民间做戏般的抗日行动进行了针砭。“离前敌很远的将军,他偏要大打电报,说要‘为国前驱’。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,他偏要穿上军装,说是‘灭此朝食’。”[9]连体操班都不愿意上,却偏要做出抗日的姿态,这是在演戏。糟糕的是,由于做戏已成习性,他们时时处处以天地为戏场却不自知。倘若军民普遍以这种态度对待侵略,那结果自然是极其悲惨的。

雷速体育直播 而鲁迅发表于1932年1月《北斗》第3卷第1期的《中华民国的新“堂·吉诃德”们》,批判的则是上海的“青年援马团”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几乎整个东北,但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却率部坚持抵抗,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。于是,各地都有青年组成“援马团”,要奔赴黑龙江支持抗战。上海也有一支数百人的“青年援马团”,声称要步行到黑龙江援助马占山。在鲁迅眼里,这无疑是在做戏。他批判了“青年援马团”游戏般的抗日举动,更批判了产生这类行为的社会土壤。鲁迅说“,青年援马团”的行为看起来很“堂·吉诃德”,实际上却截然不同:“然而究竟是中国的‘堂·吉诃德’,所以他只一个,他们是一团;送他的是嘲笑,送他们的是欢呼;迎他的是诧异,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;他驻扎在深山中,他们驻扎在真茹镇;他在磨坊里打风磨,他们在常州玩梳篦,又见美女,何幸如之。”[10]既然是做戏,就须有观众,任何戏剧表演都是演员和观众共同完成的。“青年援马团”成立后能够从上海走到常州,是因为受到民众支持。人们认同和欣赏这种做戏,才会出现这类“抗日”行为。“青年援马团”和迎送他们的民众,并非不知道此种行为违反常理。然而,说“青年援马团”和普通民众都在有意识地装腔作势也过于武断。以天地为戏场,有时是有意识地做戏,如借抗日救亡发国难财,有时却是无意识地做戏,是虽在做戏而不自知。在做戏的文化氛围中出生、成长的人,有时便会有抑制不住做戏的冲动,暂时丧失常识和生活经验,做出种种只该在戏台上发生的事情来。

鲁迅在《马上支日记》里说:“但我们国民的学问,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,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。”他举例说,即使是崇拜关公、岳飞的有文化的人,如果问他们心目中的两位“武圣”是何种形象,那关公一定是细眼、赤面的大汉,而岳飞则一定是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,或者再穿着绣金的缎甲,背后插着四面尖角小旗。这形象就是从小说和戏曲舞台上得来的。鲁迅还指出,在提倡忠孝节义时,新年庙市上的年画就多画着相关故事,“然而所画的古人,却没有一个不是老生,小生,老旦,小旦,末,外,花旦”[11]。人们普遍是按照小说、戏曲来想象和理解古人的。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,鲁迅论及古代的神魔小说时,也认为它们“芜杂浅陋,率无可观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”[12]。

雷速体育直播 早在《阿Q正传》中,鲁迅就重点表现了戏曲对国人心理言行的影响。阿Q精神的内涵之一,是做戏精神。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,应对生活环境的方式,往往是下意识地模仿戏曲表演。无论得意还是失意,都要唱几句戏文,这当然是在不自觉地模仿戏曲人物。阿 Q被押赴刑场时,也很想唱几句戏。他在脑中搜索着看过的戏曲,《小孤孀上坟》显然配不上这么悲壮的场合,“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”也显得无聊,最后选定了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”。然而因为双手都被绑着,戏唱不成,于是,“‘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……’阿Q在百忙中,‘无师自通’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”[13]。阿Q在临刑前的举动,其实都是在模仿戏曲人物。他惯看的草台班上,囚犯赴刑场途中要吼几句戏文,或表达冤屈,或显示豪迈。阿 Q说出的那半句,完整的表达是“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”,这也是戏台上死囚在行刑时喊出的话。鲁迅说他“无师自通”,又加上引号,正暗示虽无人特意教他,但阿Q却自然而然地师法了戏曲人物。

雷速体育直播 在“青年援马团”身上,鲁迅也发现了小说、戏曲对他们的影响。他们做戏般的抗日姿态,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地模仿小说、戏曲。鲁迅说:

不错,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,里面有“舆榇”,有“截指”,有“哭秦庭”,有“对天立誓”。耳濡目染,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,砍指头,哭孙陵,宣誓出发的。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,就已经要“不用古典”,现在在行为上,似乎更可以不用了。[14]

雷速体育直播 当时的报纸曾报道,“青年援马团”出发前抬棺游行,还有人断指写血书。鲁迅这番话便是针对这类做法的。所谓在行为上用典,就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复制小说、戏曲中的行为。在小说、戏曲影响下的做戏,往往是真诚且不自知的。然而,这种真诚地做戏,比那种有意识地欺世骗人,对自身,对社会,都更具有危害性。

雷速体育直播 上海的“青年援马团”之步行北上,当时是一件颇为耸动视听的事。“青年援马团”共有二百八十余人,于1931年12月6日到车站,打算乘车北上,来自上海各界的万余民众在车站含泪送行。铁路当局奉命不准免费乘车,欢送民众当场凑钱替他们买了车票,上车后铁路当局又奉命不得发车,“青年援马团”只得第二天步行出发[15]。而在黑龙江偏远一隅坚持抵抗的马占山,对各地“援马团”奔赴其驻地十分头痛。12月8日,马占山通电全国各地党政、教育、媒体部门,请求转告欲赴黑龙江援马青年,目前应该好好学习本领,将来为国服务,此时切勿赴黑龙江“作煮鹤焚琴之举”。23日,马占山又对已经到达的学生训话,强调东北招兵并不困难,已到达者希望都能领取路费返回[16]。当时的情况是,国民党政府并不支持各地青年学生放弃学业奔赴黑龙江,而马占山也不需要以青年学生补充抗日战士。毫无疑问,没有丝毫军事知识的学生到马占山那里,只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。正是马占山表示了不欢迎,各地才解散“援马团”。马占山没法配合“援马团”做这种抗日表演,因为他是要承担责任的人;而各地民众、媒体之所以起劲呐喊助威,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。鲁迅对“援马团”的批评,显示了他一贯的冷峻、清醒。

中国人抗日抗得轻浮,然而侵略者杀人却杀得切实,这令鲁迅特别担忧和痛心。1932 年6月18日,上海“一·二八”战事停火不久,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说,自己能否以“一·二八”为题材写些东西,还不能决定,因为听说的事情,一调查则大半是说谎,连寻人广告,也有本人去登以此扬名的。鲁迅无限感慨地写道,“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,而别人却很切实”,这里的“别人”当然指日本人。鲁迅又引用当天《申报·自由谈》里的一段话:“密斯张,纪念国耻,特地在银楼里定打一只镌着抗日救国四个字的纹银匣子;伊是爱吃仁丹的,每逢花前,月下,……伊总在抗日救国的银匣子里,摇出几粒仁丹来,慢慢地咀嚼。在嚼,在说:‘女同胞听者!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,须得抗日救国。”鲁迅说,在“一· 二八”事变以前,如此行事者还真不少。到战争爆发时,如果生活器具、日常用品上有“抗日”字样,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许多人只是将有着“抗日”字样的徽章放在身上,自己早就忘了,却因被日本人查获被杀。对此,鲁迅评论道:“‘抗’得轻浮,杀得切实,这事情似乎至今许多人也还是没有悟。”[17]做戏般地抗日,当然抗得轻浮。而习惯于做戏的人,是很难明白自己是在做戏的。鲁迅对这种现象一再提出尖锐批判,无非是想唤醒戏中人。

1932年11月下旬,鲁迅北上省母期间,曾在辅仁大学发表演讲,后讲演内容以“今春的两种感想”为题发表于11月30日北平《世界日报》。鲁迅在演讲中又说到“一·二八”事变期间许多中国人莫名其妙地被杀之事。他表示自己亲眼见到许多中国青年被日军捉去,惨遭杀害。这些青年被捕的原因,是他们身上有抗日的证据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很多大学、中学成立了抗日义勇军,一开始还天天操练,后来渐渐荒废,但戎装还保留着,自己却早已忘记,一旦被日军找到就要送命。像这样并未真抗日,只是开过几次会、上过几次操的青年被杀,国人往往认为日军太残忍,“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,日人太认真,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。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。日本则不然。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。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,有操衣的,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,当然要认为是劲敌。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,倒霉是必然的”[18]。

一听说日本侵占了东北,便揎拳捋袖、目眦尽裂,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,这感情是强烈的,但往往也很肤浅,因而也就必然是短暂的,一如不经烧的东西着了火,一时间烈焰冲天,但瞬间即熄灭。不能说这样的情感不真诚,但虽强烈却肤浅、短暂的情感,常常是在真诚地做戏。鲁迅所希望于当时中国人的,是具有深沉、坚毅的爱国精神,以无比的韧性持续地、百折不挠地从事抗日工作。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并永久摆脱受欺侮的命运,就必须使中国人普遍清除做戏的习性,确立凡事以踏踏实实的精神去做的品格。所以,对做戏般的抗日举措的批判,是在救亡,也是在启蒙。

雷速体育直播 1934年8月,鲁迅创作了以墨子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《非攻》,这篇作品也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,是在借墨子助弱宋抗强楚的故事,说明中国要抵抗日本侵略只有靠实力、智慧和韧性,指望凭口舌等方式救亡,是虚妄的。《非攻》还对煽动所谓民气并企图以此抗拒外敌的做法,进行了否定和嘲讽。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:

雷速体育直播 当墨子走得临近时,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,大叫道:

“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!我们都去死!” 墨子知道,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。[19]

墨子懒得搭理曹公子,第二天对自己另一个学生管黔敖说:

“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,又在玩一股什么‘气’,嚷什么‘死’了。你去告诉他:不要弄玄虚;死并不坏,也很难,但要死得于民有利!”[20]

这段描写表明鲁迅对煽动民气的行为持批判态度,对所谓“民气”本身也是否定的。考虑到其创作《非攻》时正是面对日军侵略、中国社会普遍宣扬“民气论”的时候,所以对煽动民气和民气本身的批判,都可视作兼具了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意义。

鸦片战争后,每遇外侮必有中国人主张利用民气抗敌,结果是祸国殃民。在没有实力的情形下,民气本身不可恃。主张依靠民气制胜,会陷入不务实际的泥坑,在正义感和口号声中陶醉,以为凭广大民众一腔怒火便可把外敌焚毁,其实是一种精神胜利法。所谓 “民气”,往往是煽动者和民众合演大戏,一旦遇到真正的敌人,民气就如巨大的气球瞬间一声巨响,破成碎片,这样的悲剧,近代以来曾多次上演。当中国再次面临亡国危险时,又有人鼓噪着民气的重要。鲁迅唯恐悲剧重演,所以对“民气论”予以批判。小说《非攻》基本取材于《墨子·公输》,原文中并无曹公子煽动民气的记述,此细节完全是鲁迅创作《非攻》时虚构的。特意这样虚构,就是为批判现实中的“民气论”。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华信中,鲁迅也说:“青年之遭惨遇,我已目睹数次,真是无话可说,那结果,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,一面又向外夸称‘民气’。当局是向来媚于权贵的。”[21]

鲁迅对“民气论”的批判,正如对“做戏的虚无党”等现象的批判一样,也并非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才开始,而是在救亡的情形下延续着一贯的启蒙努力。1925年6月11日,鲁迅写了《忽然想到》之十,其中表达了对“五卅惨案”的感想。近代以来,每当中国受外敌欺侮,必有人鼓吹“民气论”,“五卅惨案”发生后,社会上又有人举起“民气论”的大旗,鲁迅便对这类行为予以辛辣嘲讽。他表示,自己一向不喜欢的《顺天时报》上,几年前的一篇社论颇有道理。社论的意思是,每当一国走向衰朽时,总有两种意见相争斗:“一是民气论者,侧重国民的气概,一是民力论者,专重国民的实力。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,后者多则将强。”鲁迅评论道:“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,到现在还如此。如果长此不改,‘再而衰,三而竭’,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。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,尤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,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。”[22]没有民力而徒有民气,是毫无用处的。国势衰微时之所以“民气论”会甚嚣尘上,往往是因为民气之外别无其他。既然民已无力,便只能煽动其气了。鲁迅认为,在特殊情况下,鼓舞民气情有可原,但这只能视作权宜之计。在鼓舞民气的同时,要竭力培植、增长民力,并且要持续地做下去。如果只是一味地鼓舞民气并醉心于民气,真以为凭民气便可战无不胜,那就成了做戏。在写于1925年6月23 日的《补白》中,鲁迅更掘了一下“民气论”的祖坟:

我们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,然而败于金,败于元,败于清。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,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。譬如问金人有箭,宋有什么?则答道,“有锁子甲”。又问金有四太子,宋有何人?则答道,“有岳少保”。临末问,金人有狼牙棒(打人脑袋的武器),宋有什么?却答道,“有天灵盖”!

自宋以来,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,现在又发现了一种“民气”,更加玄虚飘渺了。[23]

雷速体育直播 天灵盖在狼牙棒面前是毫无抵御之力的,同样,不以实力为基础的民气,绝不可能对侵略者有切实的反抗。所以鲁迅进一步指出:“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,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,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。”[24]这话说得当然有些刻薄,但思想是深刻的,忧虑是深重的。如果不同时培植、增加国家的实力,那鼓舞民气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做戏,实质上是自暴自弃。

雷速体育直播 鲁迅在1925年便对“民气论”有如此认识和批判。在30年代,鲁迅更是警惕“民气论”在日本侵略背景下抬头。他逝世两年后的1938年,历史学家蒋廷黻写了后来颇受赞誉的小册子《中国近代史》,其中对近代以来的“民气论”也进行了严厉批评[25],不知是否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?

雷速体育直播 鲁迅晚年写下了大量社会批判的文章,大多数与抗日救亡没有直接关系,是他“五四”时期开始的启蒙事业的继续。而那些与抗日救亡直接相关的杂文,也同样没有偏离启蒙的范畴。在鲁迅那里,启蒙与救亡是从不矛盾的。只有中国人普遍在精神上觉醒了,只有中国人普遍实现了人的现代化,国家才会真正强大。因此,救亡,最终需要通过启蒙来实现。这并不是说,启蒙与救亡在任何时候、任何人那里都并不冲突。在许多时候,有人会觉得救亡的确压制、否定着启蒙,而这也是鲁迅晚年异常担忧的。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下了这样的话:

用笔和舌,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,自然是不错的,但要十分小心,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:“那么,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。”[26]

这表达的便是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担忧,便是对以笔和舌向大众发言者的警醒。

参考文献:

[1]鲁迅:《沉滓的泛起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325页。

[2]许寿裳:《我所认识的鲁迅》,《鲁迅回忆录》专著上册,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,第487—488页。

雷速体育直播 [3][4][5]鲁迅:《中秋二愿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,第565页,第565页,第565页。

雷速体育直播 [6]参见史密斯:《中国人气质》,张梦阳、王丽娟译,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。

雷速体育直播 [7][11]鲁迅:《马上支日记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,第326—328页,第334页。

[8]鲁迅:《新的“女将”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,第336页。

[9]鲁迅:《宣传与做戏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,第337页。

雷速体育直播 [10][14]鲁迅:《中华民国的新“堂·吉诃德”们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4卷,第353页,第353页。

雷速体育直播 [12]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9卷,第154页。

[13]鲁迅:《阿Q正传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,第526页。

雷速体育直播 [15][16]韩信夫、姜克夫主编:《中华民国史·大事记》第6卷,中华书局2011年版,第4007页,第4009页。

雷速体育直播 [17]鲁迅:《320618致台静农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12卷,第92页。

[18]鲁迅:《今春的两种感想———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7卷,第386页。

[19][20]鲁迅:《非攻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2卷,第456页,第457页。

[21]鲁迅:《351219致曹靖华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13卷,第271页。

[22]鲁迅:《忽然想到(十至十一)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,第90页。

[23][24]鲁迅:《补白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,第100页,第101页。

雷速体育直播 [25]参见蒋廷黻:《中国近代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。

[26]鲁迅:《半夏小集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,第595页。